■ 蔡远福

75年风雨路，75载兴与荣。一份份，或黑白素淡，或五彩斑斓,《十堰日报》像是从时光隧道飘来的一片片云，勾连了古今、贯穿了中外、接通了天地、融汇了时空。

《十堰日报》在我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丰富和承载着我的精神史和心灵史。上世纪70年代初，我退伍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广播站播音主持兼编辑，这份工作使我有幸接触到《郧阳报》等上十种报纸。我一边读着报纸上的新闻，一边开始写出自己真诚、幼稚的“豆腐块”稿件，懵懂也喜悦地爱上了阅读与写作。可以说，报纸尤其是《郧阳报》，是我写作的引路人。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它是一本帮我学习新知识、提升新闻写作水平的教科书，扩宽了我的视野，激活了我矢志不渝的文字梦想。

机缘巧合，上世纪90年代初，我被调到十堰日报社做了一名报纸编辑。当我走进编辑部，看到办公桌上盈尺高的稿件，其他同仁正认真地修改、仔细地勾划的场景，我对报纸编辑不由得肃然起敬。后来我又接触到各行各业的通讯员，每当收到他们的稿件，我总会欣喜不已。看到他们的作品经过我的精编最后登在了报纸上，我亦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很幸运能在那段岁月里充当一名文字“裁缝”。这时，我陡然想到我国出版界先辈罗竹风先生，在1962年5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杂家》一文中，谈了一通社会分工必须有“编辑”的观点：“得天下之妙文而先欣赏之，在诸多文稿编辑出版过程中，既开阔眼界，又增长见识，更能发掘宝藏、培育人才，有利于人类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积累与传播，那自然是编辑同志的一大乐事了。”

报纸作为“與论”的一部分，是内容为王的行业，有着鲜明价值观和基于社会公信力的独特精神与品质追求。记得1998年10月份，时任社长杨亨荣安排给我一项紧急任务，要求写一篇直面现实、明辨是非、激浊扬清的署名文章。后来，这篇题为《要有公民意识》的署名文章一经刊出，便广受好评，有人来电说“润物无声三春雨”，表示要做一个求是去非、扬善抑恶、向美背丑的好公民。读者的点滴评点，于我都是莫大鼓励，铭感五内。

由读者到通讯员再到专职编辑，我始终谨记近现代著名新闻人严独鹤“报人的本分是清、慎、勤”的“三字诀”；我也牢记老报人、参加过北京《国民公报》编辑工作的孙伏元先生“作者堪称编者的衣食父母”的谆谆教诲。犹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位作者是通讯员夏德彰。因为热爱，他坚持投稿35年，初心不改。记得在一个雪花飘舞的冬日，我正在编辑部大厅编校样报，81岁高龄的夏德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双冻得绯红的手颤巍巍地递过来一篇手写的新闻稿。后来，我在编这篇来稿的时候，感佩之余，内心涌出一个念头：善待自己的作者与读者当是良知本真使然。后来，在“纪念夏德彰新闻写作35周年暨庆祝获评功勋通讯员”座谈会上，他说了一句话：报纸是我的精神家园，这世上有谁不爱自己的家园呢？在长期与作者和读者的交往中，我充分感受到了他们的博学、热忱与谦和，他们也从报纸的文字里、感受到编者的认真与负责、使命与情怀。

长期的办报实践与写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自己写作才能感知作者甘苦。在我收集的报纸中，很多是刊发了我的文章的剪报，虽已泛黄，但仍然保留了那个年代的风格和气质，成为我生命中一种特别的情感符号。用充满思辨、哲理、机趣的文字为社会做点思想深化和潜移默化的工作，为新时代、新发展做点鼓与呼的工作，作为媒体人，我引以为荣。

这几十年来，我与《十堰日报》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我对她充满感激与感恩。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掰不开揉不碎的血肉粘连般的情愫。从结缘她直至职业生涯结束，仅在我供职的这份报纸上，我就撰写过近千篇稿件，加起来共有一两百个版。有时候我虽恨自己没有“力透纸背”的功力，但庆幸的是，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不故弄玄虚，用心写、遂心安。虽然没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但也“记得斑斑点点”。它们不仅厚植了我新闻生涯中关注现实、守正创新、为民代言的底色，也标注了我在职业路径上的坚实基点。

虽已至垂暮，但我对于《十堰日报》的情感依旧弥笃，每天睁开眼便像盼着故人般静候着信报箱里那心心念念的报纸，执一份在手，读得安宁、仔细。也许只有经过世风无数次清洗的眼睛，才能真正读出她的质感和重量，也许这是一个老报人的本能。借欧阳修的诗句，也就这样“至哉天下乐，赋闲在报中”了。

趣若在，心若往；报之缘，情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