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作者康巴汉子系革命烈士何恐孙子何康平。

艺术评论家，中国文化与产业杂志编委兼评论部主任。近年来，专访过国内数十位名人名家，撰写出近百篇影响广泛的人物专访和书画艺术评论刊发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改革报、中国书画报、中国收藏家、中华老字号、中国文化与产业、收藏与投资、香港中外美术研究等报刊杂志和各大主流网络媒体上，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内外，被京城艺术评论界誉为“用优美文字去讲述一个艺术家故事的人。”

　一位十堰竹溪人，上海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中写有他的名字，原文化艺术界泰斗夏衍称他为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央党校校长、中顾委委员杨献珍为他题词 “千古流芳 青史永垂”，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顾委常委伍修权说：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他就是在十堰市竹溪县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早期共产党人、湖北青运领导者、武汉共青团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派往日本东京共产党领导人、革命烈士何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的缅怀祖父何恐烈士的文章 《浩然正气风范长存》发表后，先后收到曾和祖父何恐一起革命的战友及同志夏衍、杨献珍、伍修权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来信，信中充满关怀、关爱之情，让我非常感动！那些曾经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战友和同志从没忘记过何恐，他们都先后出书怀念何恐。从那时起，我便产生了到北京看望几位革命老人的愿望。

敬见杨献珍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4月，我来到北京。

在杨老秘书萧岛泉的陪同下，我走进位于东交民巷北侧的北京医院北楼214病房，刚刚做完室外活动的杨老正躺在床上休息。望着眼前这位短发如银、眉似霜草，四方脸上紫斑点点、慈祥朴实的老人，一种崇敬、亲切感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著名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杨献珍老人。

萧秘书上前对杨老说： “杨老，何恐的孙子看望您来了。”杨老让工作人员将他搀扶起来坐在沙发上，用慈祥的目光一遍一遍地打量着我，似乎在寻找当年的战友、老朋友何恐的影子。

我快步上前拉住杨老的手，向杨老致以诚挚的问候，并递上一张照片。杨老带上眼镜仔细端祥照片后脱口而出：“何恐！”老人的情绪激动起来，嘴唇颤抖不已，胸脯急剧起伏。那如烟的往事，仿佛又历历在目。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对郧阳山区青年，同在武昌求学，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两人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杨老用浓重的郧阳口音对我说： “1926年我入党时，组织派人和我谈话，没想到来人竟是好朋友何恐。他早就是党的人了，我却不知道。何恐说他早想介绍我入党，但怕我不保密。”说到这里，杨老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平静下来后，杨老接着说：“1929年，已担任湖北共产党领导人的何恐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那时我刚出狱，得知消息后就去看望何恐，他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强，面对严刑利诱英勇不屈。”杨老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何恐牺牲后，他的五弟何立人 （早期共产党人）从上海来山西找我。经我推荐，薄一波同志任命何立人为山西黎城县抗日县长。1942年，日寇大扫荡时，已担任山西太行地区专员的何立人，和敌人突然遭遇，拼尽最后一枪一弹，壮烈牺牲在山西沁源县。”

杨老不知不觉讲述了近一个小时。我提出与杨老合影，随后杨老写下 “千古流芳 青史永垂”八个大字送给我。

拜望伍修权

北京北新桥前永康胡同内一座深宅大院，高高的院墙围着一栋二层小楼。这里就是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顾委常委伍修权的家。

那天，我前往拜见伍老时，他的秘书臧锋早已站在门口等我。坐在宽大明亮的会客厅里，环顾四周，一排排书柜靠墙而立，玻璃柜里摆放着各种荣誉证书。

我不觉有些激动，因为马上就能见到这位声名显赫的解放军将军、杰出的有着传奇色彩的外交家、我党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见证人伍修权老人。

浓重的湖北乡音传来： “哪位是何恐的孙子？”随着问话声，伍老走进会客厅。我急步上前拉住这位步履稳健、鬓发霜染、和蔼可亲的老人，怀着深深敬意鞠了一躬。眼前这位饱经风霜、善良慈祥的老人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舌战群儒、叱咤风云、痛斥美国代表奥斯汀，为祖国赢得巨大声誉的雄辩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肩负党和人民重托，以刚正不阿、威严自如，完成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审判的重大历史使命的特别法庭副庭长。

我坐在伍老身边，他对我说：“何恐是位了不起的人啊！聪明能干，组织能力强，他经常避开特务、探子的耳目，组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上团课，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我是1923年冬经他和陈潭秋同志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当伍老得知自己青年时最好的同学、挚友何立人就是何恐亲弟弟时，他激动地说： “当年党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临别时，何立人脱下短大衣送给我，这件 ‘雪中送炭’的礼物让我在前往苏联的途中，挡住了日本海上的逼人寒气，闯过了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同学、挚友无私的援助，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勇气。没有何恐、何立人，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夏衍书房

一到北京，我就在 《北京日报》上看到了 “夏衍文学创作六十年展览”及“夏衍电影周开幕式”的消息。当夏老得知我到北京后，当即让秘书林缦通知我，说他要见我。

走进北京六部口大街一条胡同，我按响了一家四合院红漆大门上的门铃。一位姑娘打开门上的一扇小窗，问我是不是康平。见我点头后，她热情地拉开大门说： “夏老正在书房等你！”

进入院子，走进书房，一位戴着老花眼镜的削瘦老人站了起来。他就是被当今中国文化艺术界称之为泰斗的夏衍。

夏老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 “见到你，我很高兴。你写给我的信，我都收到了，我这一生永远也忘不了何恐！”

“1927年，我到日本留学，后参加东京共产党旅日支部工作，时任支部书记的就是何恐。我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培养发展留日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入党。何恐很有主见和能力，在日时期，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回国后，我留在上海，他去了武汉。后听说他英勇就义的消息，我很是悲痛，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夏老说。

夏衍于1985年出版了自传体 《懒寻旧梦录》一书。书中，他以真挚的感情、大量的笔墨，记述了战友何恐的革命事迹。他对我说： “何恐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是永远怀念在心的。”

一晃60多年过去了。60年一个甲子，60年老了一代人。然而，60年前革命先辈结下的革命友情却依旧是那样浓、那样纯。

北京之行，令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