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东尚政国陈新闻

上津，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镇，“天子渡口”通南达北，“古塞上津”承东启西，“秦楚咽喉”“天下喉襟”区位独特，先后几次建国，多位皇帝垂青，是荆楚文化、陕南文化、汉水文化名片之一。

可是，若要问起上津到底有多少年历史，建了哪几次国，历代专家雾里看花，当地群众也很难回答，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缺乏文献。自明末战乱《上津县志》遗失后，直到公元2000年，有关上津先秦建制的文献不足200字。

2010年，上津打造国家级 AAAA级文化旅游区，必须找到上津历史源头，这是“文化旅游区”评选的必要条件之一。当时，借助《四库全书》等典籍，2011年7月6日在《十堰日报》刊发了《郧西上津，商王族的重要起源地》专版文章，对上津历史源头进行初步探讨。作品刊发后，被多次转发、多处收录。但在相关佐证材料及具体论证上，还需进一步完善、补充、修订。

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借助大数据指引，加上诸多学术机构、专家的悉心指导、无私关照，笔者从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及科研院所获得了200万册原版、高清古籍扫描版，找到了解密上津古代史的钥匙。

2021年8月以来，又与郧西周边、汉江沿县及多家档案馆、图书馆联系，获取了大量有关古商王族在上津的原版文献。多种古今文献、多位专家研究确认，古商始祖契于公元前2247年被封上津，名为“商国”，迄今已有4270年了。

帝舜时期，契是协助大禹治水的重要功臣之一，负责管理全国的土地、教育、文化等事宜，身兼数职，所封之地相对来说必须开化程度较高，才符合契的名望、功绩、地位。契封国上津以前，上津地区人丁兴旺，而氏族社会要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最少需千余年时间教化。所以，契封商国于上津的时间是公元前2247年，上津至今的历史足有四千多年了。

五百多年接力追寻

上津历史源头重现

上津古史难觅，难倒了明朝郧阳府几任编纂官，也难倒了明初以来郧西县一代又一代史志工作者，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多年。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十一月，郧阳府成立。按当时建府设县就要编纂志书的习惯，当年年底就着手编纂《郧阳府志》，计划三年成书，五年刊印。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代主修官、主纂官乃至后来好几代编修者们都未能如愿。当时，郧阳府下辖郧县、上津、竹山、房县、竹溪、郧西、白河7县，唯有郧西、上津缺乏史料，苦苦搜寻，收获甚微。郧阳府、郧西县、上津县的纂官们搜寻了整整102年，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时，上津、郧西才拟出初稿。至此，《郧阳府志》才定稿刊印。即使这样，关于上津、郧西先秦建置沿革的介绍不到100字。

不仅仅是明代，也不仅仅是郧阳府，1659年上津县并入郧西县后，直至2000年，郧西总共编纂了《康熙郧西县志》《乾隆郧西县志》《嘉庆郧西县志》《同治郧西县志》《民国郧西县志》五套县志，每一套县志的序中都慨叹古代文献搜集之难。1773年，县令张道南在《乾隆郧西县志》的序中写道：“上津旧志经献贼（张献忠）荡毁，无有存者。郧西并未有志。”1995年《郧西县志》主编王兴华回忆：“将近十余年间，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提供临时服务100余人次，委派相关人员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达1100余人次。”很难找到先秦文献。结果，县志出版时，先秦文献照旧稀缺。

上津和郧西为何缺乏古代文献？主要有以下五点原因：

一是从先秦至新中国成立，上津、郧西一直是边区、边塞、边关。纵观古今陕南、鄂西建置沿革的图文，上津总是处在国与国、州与州、省与省之间的分界线上。边塞的历史容易破碎，边关的文化难入志书，边区的文明难以传承。

二是建置上屡次裁撤，文献难存。上津曾建古商国、古鄀国，从三国至今共23次建县、7次设郡、4次置州，先后属山西古晋国及陕西省、湖北省、河南省管辖，建置频繁，文献难存。

三是数次人口几近断代，史事难记。春秋战国群雄逐鹿、三国两晋人口锐减、宋元时期金兵南下，上津多次遭受灭顶之灾。明、清兵匪肆虐、灾害频繁，五百多年间，上津、郧西接连三次人口几乎断代。明永乐十年（1412年），上津全县人口257户1148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上津、郧西两县合并后17个里（里，相当于今天的乡镇）的总人口“实在人丁一千三百零六丁”，平均每个里不到80人。

四是《上津县志》遗失。崇祯二年（1629年）毛芬任上津知县后曾编《上津县志》，“崇祯初，令上津，以文学名，重修县志”。据《中华大典·古籍目录分典》记载，崇祯晚期，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张萱呈《上津县志》一册，内阁收录。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后来遗失了。

五是“越境不书”，文献碎片化。古代编志，本县只能记述县内史事，外县不记述。“旧属本邑而今不在本邑”的，也不记载。比如明初以前，郧西县城关、河夹、三官、安家属郧县边区，本来记述就很少，1476年划属郧西县后，郧县的志书中就很少有这方面内容了。

但上津真的没有古代史么？当然不是。本地记述少，不等于外地就没有记录。顺着这一思路，近20年来，从《文渊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敦煌文库》等煌煌巨著中找到上津的大量文献，从国家图书馆、安康图书馆、商洛图书馆等外省、外县科研院所、馆藏机构中找到了大量有关上津、郧西的相关资料，保守估计最少1000万字。上津道、古鄀国、100多位上津令等闻所未闻的上津古史被再一次发现，重见天日。在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距今时间最久的当属夏朝之前的古商国。

2010年，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查到有关上津、郧西文献645处，其中就有古商国、古鄀国等闻所未闻的内容。当时，很多人听到“上津道”都似信非信，再说到商国，很难令人信服。为深入研究，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志书中搜寻，终于又发现重要线索。1987年出版的《湖北省建制沿革》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最权威的史志类图书，其第114页对上津古商国进行了大篇幅介绍，最后结论是“商，契所封地，是湖北郧西上津，为古商国地”。契，协助大禹治水的功臣，距今4200多年。

同步最新权威成果

再理古商建国时间

2011年《十堰日报》刊发《郧西上津，商王族的重要起源地》后，《十堰年鉴》《千年上津》、知网等多处转录。2012年1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专门建立“郧西上津，商王族的重要起源地”年鉴词条，方便读者查询。上津古商国的研究成果得到专家的初步肯定。

但是，因宣传、传播的原因，加上长期的固有思维，部分群众认为古商王族的始祖“契”（xiè）这个字不好认、不好念。还有部分群众认为，“契”协助大禹治水，“大禹”是神话传说人物，不是正史。

自2021年8月起，《上津五千年》课题组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原则，从专业上着手解决三个问题：

问题一：契到底是哪一年在上津封商国？

问题二：古商国到底是在鄂陕交界古商洛，还是河南商丘？

问题三：古商国始封地为何是上津？

为把这三个课题研究好、论证好，每一份引用材料都要有准确出处，研究成果要经得起专家检验、时间考验。

为此，自去年10月以来，在郧西县政协的大力推进下，课题组与郧西周边县市、河南商丘及国内多家图书馆联系，搜集了大量有关古上津的历史资料，截至目前，已有310本书3000多页。其中，涉及古商国始封上津的书籍有50多本500多页。经过半年的整理、研究，较完美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尧、舜、禹是中国上古部落三位联盟首领。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尧的异母弟。《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根据《史记·殷本纪》和甲骨卜辞材料记载，虞舜二十年，虞舜指派大禹去治水，派契、后稷帮助禹治水。十三年后，治好了水，虞舜任命契为司徒，掌管教育，封于商邑。（《中国历史大辞典》）

过去，特别是1990年以前，大家都认为，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神话传说。为此，西方国家不承认夏朝，认为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多年。1995年秋，原国家科委计划上马“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正式启动，属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史学界联合各相关门类，通过放射性碳素测定、二里头文化界定、AMS测年技术的应用等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综合研究，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制作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把中国历史精确到大禹治水时期。大禹也由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正式成为正史人物。

大禹治水起始时间是哪一年呢？虞舜二十年，对应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是公元前2260年。关于“前2260年”的这个结论，《我的祖先我的根》、2012年《大禹文化学概论》、2013年《群学治要》、2014年黄山书社《史记全本》等书籍都有相同表述，这已是学术界的普遍认知和常识。

契封商国是哪一年呢？契协助禹治水，“十三年后，乃成”，封于商。（《史记·殷本纪》）“十三年后”，就是“公元前2260年”的十三年后，即公元前2247年，距今已4270年了，这就是古商国建国的准确时间。

新时代大数据比对

古商定位鄂陕交界

《史记·殷本纪》记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说，从商王始祖契（前2247年左右）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前1600年）约六百五十年间，古商国的都城迁了八次，汤建立商朝后，把都城迁到“亳”这个地方。“亳”，即今天的河南商丘。那么，契的始封地古商国位置在哪儿？

北宋时期刊行的权威史书《三家注史记》（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解为：

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集解】：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

文中“上洛”，即今天鄂陕交界的陕西省商洛市和湖北省郧西县上津镇。

从战国初期至清朝末年二千四百多年间，《春秋左传注疏》《尚书注疏》《尚书纂传》《尚书日记》《尚书地理今释》《帝王世纪》《括地志》《文献通考》《新定九域志》《舆地考》等近百册正史、地理类书籍都是这样记述、注解。

不仅如此，古代文学作品中，一提起契封古商国就是商洛，这几乎是常识。《诗经通义》中引用皇甫谧的结论：“契始封于商。皇甫谧云：今上洛商县是也。”《诗地理考》：“地有商山，因是得名。”南宋的王十朋、赵次公在注解《苏东坡全集·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时，习以为常地引用了《舆地广记》的记述：“商州，商契始封于此。”

但是，自清初以来，有部分学者认为契的始封国在亳，即河南的商丘。民国初年，王国维发表了《说商》《说亳》《说殷》等多篇文章，认为契所封“商国”在商丘，主要依据是《左传》中与“商丘”有关的三句话：“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商丘在宋地。”“《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

王国维文章一出，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应。许多学者撰文驳斥。其中，梁园东《商人自契至汤八迁重考与商民族兴于东土驳议》有理有据，最为充分。这篇文章1933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号，直到2017年还在重印。梁园东认为，按汉朝以前的解释，“阏伯居之”“相土因之”之商丘，既非古宋国或今河南商丘市，而宋与商与商丘三句，决不能为一地。宋地在微子未封前名宋，不名商丘，这已清楚地记载于《史记·宋世家》。梁园东结论，“总之，春秋之宋都即今河南商丘市，在古代既不名商，亦不名商丘，春秋时往往称宋为商，实只因其为商人后裔，除此以外，更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宋都必为契之原始封地及为相土因之之地。而上洛之商，古有商名，从楚之商公、秦之商君皆可证明。”

学术争论，有时越辩越明，有时不辩自明。关于契封商洛的学术研讨，补充几点背景故事，读者一看就会明白，契封商洛是明白无误的。

一是要分清“古商”和“殷商”。关于契，历代志书交代明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契开始到汤王，汤的都城迁了八次，直到汤开始在亳的地方族居。契封商洛，是古商文化，亮点是起点；汤居商丘，是殷商文化，亮点是商文化的高峰。各领风骚，没有必要无谓争论。

二是“肯定语气”和“可能”“大概”。查古代志书，凡是介绍、记述契封商洛的，都是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语式表述。而试论契封商丘的，大都是“可能”“大概”的语式。更有甚者，为了论证契封商丘，把《古本竹书纪年》中“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中的“居亳”改为“都亳”。2018年出版的《商宋文化》对这种作法提出批评。

三是自“商丘说”一露头，古代的学者就打了预防针。康熙是大学问家，在编纂《康熙字典》时，为解决这个问题，专门在“商”字的注释中明确加了一句话：“又《书·序》王肃注亦云：‘然契之封商，见於书、传、《史记》中，侯其文甚明，经典之言商者，皆单谓之商，未有称商丘者。”专门强调，从来没听说过河南商丘是古商。《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襄五年》《礼经》《春秋正义》等典籍都有相同表述。

四是最新研究成果。2018年出版的《商文化之源》一书对古商王族以商丘为都的时间上限作了界定。第70页：“史料证明，商朝都亳（商丘）达二百余年。”第72页：“现代学者研究的成果表明，商汤于公元前1600年建立商朝，即天子位，都亳。到商孝武成王仲丁公元前1418年即位之年迁都于嚣，商朝前期都亳达二百一十八年。”商汤以亳为都的时间是公元前1600～前1418年，而契封商洛的时间是公元前2247年，中间相隔六、七百年，与古代志书记录契合。

综合历代专家成果

商国精确定位上津

契封商国的时间为公元前2247年，大致位置位于陕西省商洛与上津交界处，详细的管辖区域和都城在哪儿呢？

至于古商国的管辖范围，1987年《湖北省建制沿革》第166页：“（明）《湖广总志·国纪》：商国注曰：上津县。按：北自商南商洛，南至湖北上津，为古商国境地。”具体说，范围就是明初的商州和上津县。明代的商州，相当于今天的商洛市。明初的上津县相当于今黄云、香口、马安、羊尾以西的郧西地域。

至于古商国的都城，1987年《湖北省建制沿革》第114页综合历代专家、鄂陕两省的志书后确定为郧西县上津镇：

商国，明万历《湖广总志·国纪》：契佐禹治水有功，舜使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注曰：今上津县。契子昭明传十四世而生成汤。按：湖北郧西县西北与陕西接壤处有夹河（亦称甲河、金井河），今为金钱河。河之东岸有上津堡，今为上津镇。地在陕西商县（今商州区）正南，商山在其北，商南县在其东北。此一地带，盖即舜所封契商国之地。《史记·殷本纪》所载自契至汤十四传、世系明白。张守节引《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契所封地。《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商，秦相卫鞅邑。上雒（今为雒南县）有雒（今作洛）水出冢岭山，又有甲水出秦岭山，东南至锡（原字为鍚，师古音阳，今简化为钖）入沔。《郡国志》二县改属京兆。注引《帝王世纪》：商，契所封地是湖北郧西上津，为古商国地。（出自1987年《湖北省建制沿革》）

为什么古商国的都城是上津，而不是商洛、山阳？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夏朝初年直至西汉初年整整两千年时间中，上津一直是“上津—商洛”区域的发达地区。上津的发展程度比周边高，功臣契才会封国上津。

商洛古称上洛，春秋时为晋邑。邑，相当于今天的乡镇。《周礼·地官·里宰》：“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上洛直到西汉元鼎四年（前113年）才置县。

而这一时段上津则繁华得多。西周初年（前1000年左右），上津就是“甲河关→甲水（金钱河）→上津→秦岭→镐京”这条水陆交替交通要道的转运站，并且这条古道一直运行到清朝末年。据《清同治实录·卷二百二十》，同治六年（1867年），西安急需用银，由湖北迅速拨银四万两，为安全稳妥，白银“由汉江泝流而上，入甲河，经上津、山阳陆运至西安”。“甲水甲谷甲天下，天子渡口三千年”。上津春秋时有古鄀国，西汉初年（前200年左右）叔孙通封上津令。

二是地形地貌环境。今天鸟瞰上津及商洛全市的地形，群山绵绵，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四千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更是原始森林，人烟稀少。

而上津的情况则好得多。金钱河流至今上津镇地段，冲积成一段平原，适合先民居住。公元386年的北上洛郡、464年的北上洛县、538年的北上洛郡、545年的南洛州等4个历史阶段，管辖范围就是今天的上津、商州范围，治所却在上津镇。为了管好辖区，行政治所往往建在交通便利、地形开阔地区。

三是独特的地理区位。郧阳府建置后的第一部府志《万历郧阳府志》这样描述上津的形胜：“东带郧乡，西联商、洛。白河抚其南，山阳拊其背。”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专门阐明地理形态在军事上战略价值的专业书籍，对十五省的军事要塞研究对比后这样描述上津：“而上津者，密迩武关，蔽翼汉中，亦东西之喉嗌也。”

正是因为上述三个主要原因，四千多年来上津共23次建县、7次设郡，4次置州。也正是这个原因，契才会封在上津。当时的契管土地知道上津地理，管水利知道上津古水道，管教化知道上津发展程度高，所以封国上津。

既然古商国名字这么响亮，那为何后来对“商”这个地名弃而不用呢？还是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在公元前2247年契在上津封商国之后，迁到河南商丘去了。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国，国号就是商。上津就更不能叫商国了。

二是秦汉以后，皇帝对上津期望值太高，屡次改名。

据《十堰市建置沿革》，“上津”有可能是因为天子渡口才叫上津，也有可能是因为“商津”谐音、简化而来。上津“天子渡口”的大名、美名、威名使多位皇帝对上津寄予厚望。

三国时期，曹丕在上津设平阳县，“平定汉水之阳”的意思。平阳隶属魏兴郡，曹丕寓为“曹魏兴盛”。（《神农本草经·精注易读本》）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上津改平阳县为“晋兴县”，旋又改为“兴晋县”。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在上津东部设开元县，旋又改为开化县。连续几次反复为上津取吉祥地名，短时间内又改来改去，根子还是中央朝廷对上津寄予厚望。吉祥地名使用多了，时间跨度长了，古商国地名就淡忘了。

三是秦汉以后，商洛地区及所辖区域一直在用。商洛、商州、商山等，用的时间长了，“商”成了商洛市的地名标识。

地名之争，有政治因素，有民俗需要，更有历史时代背景。中国地名之争，自清代以后开始兴起，直到民国时期动静不大。1990年旅游产业兴起后，许多地方看到古地名的影响力、号召力、品牌力量及附加值而争论不休。研究契封上津古商国这个课题，不是争名，而是正名。这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实事求是回顾过去、理性促进文旅融合、脚踏实地振兴乡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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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湖北省建制沿革》所述古商国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