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患子

“糊涂”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一种稀饭，如苞谷糁儿糊涂，是用玉米磨成碎粒煮成的糊状食物，秦巴山区农村简称为苞谷糊涂，中国北方农村叫棒子糊糊。二是指人不明事理，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这种人通常被称为“糊涂虫”或“糊涂蛋”。这两层意思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糊涂蛋”不是因为吃多了“糊涂”饭，吃“糊涂”饭长大的人，不一定是“糊涂蛋”。《房县志》记载该县农村有歇后语云：“苞谷糁里下汤圆——糊涂蛋”。明确说明了“糊涂”和“糊涂蛋”是两种食物。

“糊涂”饭是秦巴山区农民的家常便饭，这在地方志书中多有记载。郧县人平常多吃苞谷糁儿“糊涂”。《郧县志》：郧县人“一日三餐，早晚吃稀，中午吃干。自然条件较好的乡镇，主食以大米、面粉、苞谷糁、红薯为主，以豌豆、黄豆、绿豆等杂粮为辅”。“蒸米饭锅底垫红薯、酸菜或南瓜等，面条锅里放酸菜。酸菜面条是郧县的特色饭”。“郧县人吃稀饭以苞谷糁儿、红薯苞谷糁儿、米汤儿、绿豆汤儿、面籽（糊儿）为主。”解放前均县（今丹江口市）农民的主食是红薯“糊涂”。《丹江口市志》：“贫苦农民辛勤劳动一年，收获所剩无几，正常年景，普遍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主粮为红薯、玉米，其次为小麦，一年很难吃上一顿白米饭。‘早上梆梆梆，晌午靠山桩，晚上调个顿，炒碗红薯汤’，是贫苦农民一日三餐的真实写照。”意即早上清水煮红薯，中午蒸红薯，晚上则将红薯切片煮熟食之。竹山县 “饮食”中有一种叫 “豆渣，将黄豆泡涨后磨成糊状，加入适量大米和青菜煮熟”。还有一种叫 “懒豆腐，将黄豆制成豆腐脑，放入大米，温火煮成粥”。所谓“豆渣”、 “懒豆腐”其实就是菜 “糊涂”。与郧县交界的陕西省白河县，20世纪60年代前， “城乡居民一般日食两餐，上午主要是苞谷糊涂，其中可掺豌豆瓣、绿豆、红薯或白菜、芥菜。下午主食亦同上午，若说细粮，多数是面食。”（《白河县志》）“糊涂”这种秦巴山区很普遍的家常便饭，在清代历史文献中也可看到。〔清〕严如煜（1759年—1826年）在《三省边防备览·民食》中记载：“乡民称米饭曰甜饭、干饭。日用拌汤、麦儿粥、菜豆腐、蒸馍、锅盔之属，名色种种，以麦、豆、高梁、小米为之。常日两顿，工作三顿，干饭只一顿。早、晚两顿，则汤、粥间加饼馍，虽有力之家亦然。”这里所说的“拌汤、麦儿粥、菜豆腐”、“汤、粥”，皆可纳入“糊涂”饭的范围。

“糊涂”饭的历史悠久。“糊涂”饭又叫粥、羹、糜。粥是稀饭；糜也是粥，刘义庆《世说新语·夙惠》：“炊忘箸箅，饭今成糜。”羹，通常用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状食物，如豆腐羹、鸡蛋羹。羹臛（有菜曰羹，无菜曰臛）始于何时，史书无明确记载。在中国，“水火相济”的水煮法诞生后，古人才认为“水火之道始备”。由于最初煮熟的谷物多是糜和粥，煮熟的蔬菜和肉多是羹，所以糜、粥、羹就成了先民充饥的食品，进而变成了常食。古文献记述“黄帝初教作糜”、“烹谷为粥”、“尧之王天下也，粝粢之食，藜藿之羹”，陶釜的出现，才使人类有可能用它去煮熟食物。在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了制陶，陶制炊具问世。“煮”是继“炙”之后在烹饪方法上的飞跃。在历史学家看来，发明煮稀粥的人，将人类的饮食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而把人类的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任何一项发明，能够像发明喝稀粥那样，对千家万户、亿万农民，产生如此紧密、广泛、持久的社会影响。

“糊涂”既然是家常便饭，就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古代贫民日常饮食以豆饭藿羹为主。 《战国策·韩策》： “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一碗稀糊涂，能让人肚饱身暖，也能使人明事懂理。明人有言： “众味莫如白粥。” （李绍文 《云间杂识》卷二）说过 “难得糊涂”的话的清代乾隆年间大画家郑板桥，对 “糊涂粥”一往情深。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 “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有人作 《煮粥诗》写糊涂的滋味：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戒庵老人漫笔》卷七）杜甫称道的 “香芹碧涧羹”，是 “获芹取根”或 “赤芹取汁与茎”， “沦而羹之”，赏其 “既清而馨，犹碧涧然”。苏轼的 《玉糁羹》：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诗人之言，意在标举清、白二字。范成大《素羹》诗：“毡芋凝酥敌少城，土薯割玉胜南京。合和二物旧藜糁，新法侬家骨董羹。”

“糊涂”饭里有文化。思想家从“糊涂”里看到“和”，治国如“和羹”。《诗经·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左传·昭公二十年》：“和如羹焉，水、火、醯（xi）、醢（hai）、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平民百姓从“糊涂”里看到“肉食者鄙”。殷周至春秋时代称统治者为“肉食者”，称平民为“蔬食者”。最臭名昭著的是那个昏庸至极的晋惠帝司马衷，到了天下灾荒的年月，百姓饿死，司马衷竟然问：“何不食肉糜？”即“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历史学家从“糊涂”里看到社会安定的底线。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说，从两千年来的历史实际出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稀粥就是我们的国粥。即使在古代和平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贫苦农民，一年四季，多半也是糠菜半年粮，喝稀粥度日。倘若各种矛盾激化，人祸、天灾交织，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吃尽了附近的树皮、草根，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饥民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烧毁“酒肉臭”的“朱门”，把皇帝也拉下马，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重新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历代最高统治集团的决策者，从王朝的中叶起，脑子里便渐渐乱成一锅粥……最后连他们自己想平静地喝上一碗粥，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