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直接管理武当山，明王朝除在各宫观设立驻点外，还派出内臣、藩臣常驻武当山。自宣德十年（1435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先后派驻30余位宦官。提督内臣署本在玉虚宫，后迁往均州城。自正统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先后派驻38位提督藩臣，一般以湖光布政司属员兼任，有行署设于均州城。另外设有千户所，负责守护山场、修葺宫观。此外，许多藩王为了表示忠心和祈求福佑，也在武当山建立许多府邸。

宦官是明代重要的政治角色，是专制皇权的爪牙与羽翼。宦官在地方直接代表皇权，地方官员惟其马首是瞻。提督内臣负责宫观修缮、主持纂修志书、操办皇家斋醮活动，甚至直接干涉地方事务。明朝中期，武当山地区发生了规模庞大的流民起义，内臣因之获得管理地方军务之权力。宦官权力的膨胀引起了文官集团的反对，明穆宗一度只好下令武当山提督内臣暂停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提督内臣为武当山道教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应当突破狭隘的历史视角，肯定其历史功绩。武当山常驻内臣，体现了皇室对武当山的高度重视。大量官邸与官宦的停驻，吃穿用度不菲，酒类必然是供应的重点之一。

作为皇家道场的武当山，官邸林立，官宦往来，成为了区域的政治活动中心。历来主事官员要奉旨拜谒武当山，一些宦官贵戚也会游历武当，接待往来官宦钦差，成为武当山的重要职能之一。武当山因而也建立了完善的接待制度，奉酒也就成为接待来客的重要部分。

每年朝廷都会遣使慰问武当道众，湖广行省大小官员也要奉旨拜谒武当。明代王世贞、王在晋、顾璘、魏良辅、胡宗宪、李东阳、汪道昆、汪大受等名臣均曾拜谒武当。迎恩宫、玉虚宫、望仙楼常为他们下榻之所。

以王世贞为例，王世贞拜谒武当山，先是停留玉虚宫，然后游览紫虚宫，皆有道士作为前导。到紫霄宫后，“入道士室，构火燎衣，命酒三爵”（《游太和山记·自均州由玉虚宫宿紫霄宫记》）。登山之时，因武当山陡峭异常，疲乏难耐，“赖道士时时奉酒脯，纾其困”（《游太和山记·自太和下宿南岩记》）。自南岩下至北天门，到滴水岩后，更有道人奉酒，下山后，“寻抵玉虚宫、而分守君复来候，觞余望仙楼，酒数行则骤晦，冒雨至迎恩宫宿焉”。其后，有司官吏奉酒宴招待，然后宿于迎恩宫。道士时时奉酒，说明宫观中可能专有服务人员，甚至储存佳酿以待来宾。

由此可见，明代武当山建立了完善的官府接待制度，随时以奉酒食。武当所用酒品，一般产自本地。武当酒作为皇家道场用酒，实际上也就具备了御酒的资格。明代，武当酒确立了皇家御酒之地位，这是武当酒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随着明王朝的覆灭，武当道教日渐衰落，完善的官方接待制度荡然无存，但武当酒文化并未因之褪色，仍处于持续发展之中。

（注：本文内容来源于武当酒文化丛书其二《武当酒史》）

　记者毛以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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