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凡事皆有特定的方法，读书也不例外。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苏轼读书八面受敌……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世人的读书方法也因人而异，形形色色。

《礼记·中庸》将读书法概括为“五之”，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著有《三都赋》的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出身寒微，善于在读书时运用抄写的方法来启迪思维，提高读写能力。他小时候跟人学书法、弹琴、读书，但学习成绩不好。他父亲很泄气，认为他没有出息。有一次，他父亲对朋友说：“这孩子的智力才能太差了，还赶不上我呢！”左思在一旁听了很不服气，从此发愤读书学习，决心追回失去的时光。几年后，他开始着手撰写《三都赋》。他把读书、抄录、写作结合起来，发愤攻读，勤于动笔，抄录了无数书文警句。他在室内的门上、墙上以及厕所里都挂满了纸、毛笔，随读随记。他还把随时看到或想到的思想、语句记下。经过认真构思、琢磨及反复修改，左思终于完成了《三都赋》。消息很快传开，一时轰动了洛阳，大家竞相传抄。因为用纸太多，洛阳纸张都涨价了，流传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

三国时期著名教育家董遇，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善于利用“三余”时间来读书。他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宋代文豪欧阳修对崇敬他的人深有感慨地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韩愈从小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每读一书，寓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三十余段，少亦六七段”。

朱熹总结归纳“二十四字”阅读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须教有疑。

南宋人陈善著有《扪虱新话》：“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意思是，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明代学者张溥读书强调读写并用，强调“眼到、手到、心到”。每读一篇新文章，都先将它抄在纸上，并在心里默读；抄完后高声朗读，朗读后便投进火炉烧掉。烧完后，再重新抄写，再朗读，再烧掉。如此反复七八次，直至彻底理解为止。

鲁迅先生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懂的，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这种方法是对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方法的进一步发挥。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他的读书经验概括为十二个字：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

物理学家杨振宁总结了自己的 “渗透性读书法”，建议人们“要自己找路走”，其办法之一就是要常“翻翻书”。每星期抽一定时间去图书馆……乱看看，浏览一下。看多了，就能掌握住那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你看了一个东西不太懂，但多看几次以后，就会不知不觉地吸收。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所说的“乱看看”，可以理解为突破自身研究或关注领域的界限，把那些貌似不相关的书刊也翻翻、看看，这会使人获得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好处。

英国作家毛姆提出“为乐趣而读书”的主张。他说：“我也不劝你一定要读完一本再读下一本。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觉同时读五六本书反而更合理。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有保持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一直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

形形色色的读书法，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读书有法无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