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见到董学书时，他正坐在显微镜前，一边研看标本，一边细细地刻画蚊虫标本；实验室里非常安静，只听得见铅笔落在纸上沙沙作响……

70年前，董学书外出求学，临走时父亲叮嘱： “你读了书，就要为社会做点事。”60多年前，从贵阳医学院毕业后的董学书回到云南，投身疟疾防治第一线时，他才刚满20岁。今年6月，云南刚刚通过了国家消除疟疾的终审评估。此时，董学书85岁。

从灭蚊防疟、蚊种调查，到绘制蚊子形态、整理著作，董学书一直在坚持蚊虫分类生态研究。他说： “把一生奉献给热爱的事业，是一种幸福。”

“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虫疾病，我就到哪里去”

“防治蚊虫就是防控疟疾的关键。”董学书说。时间的指针拨回60多年前，在当时的云南，仅高度和超高度疟区就多达40多个，防控和消除疟疾的任务十分艰巨， “自然界的蚊子种类不少，首先要找到哪一种蚊子是传播媒介。”

“要到一线去。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虫疾病，我就到哪里去。”董学书说，疟疾肆虐最严重的那几年，他来到了西双版纳勐海县。傣族人所居住的传统竹楼，夏天蚊虫很多。在蚊子最多的牲畜圈棚里，董学书常常来 “卧底”……

董学书拿老式传统的吸蚊管，先用漏斗罩住蚊子，嘴巴对着另一端的细口猛地一吸，将蚊子困在管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蚊子收集起来，装在玻璃瓶里，以便带回去研究。棚里卫生条件差，董学书常常吸入不少灰尘，慢慢落下了慢性咽炎的毛病。

即便后来有了电动诱蚊灯，董学书还是坚持使用最传统的办法。 “电动器械容易对蚊子的样态造成破坏，不利于做标本采集和分类鉴定。”董学书说。

在解剖了上千只蚊子后，董学书和同事们终于确定了微小按蚊就是当地传播疟疾的媒介蚊种。在充分掌握其生态习性后，他再次回到一线，开展防治工作。 “找到它们生长的水塘、经常活动的区域，喷洒药水，同时用焚烧野蒿等方法，大面积灭蚊。”董学书说，仅仅一年时间，当地感染疟疾的人口比例就大幅下降了。

“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总能有新发现”

在董学书的实验室里，一层层垒起来的木盒，成为他最宝贝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一根根细针上，都是采集回来的蚊子标本。

“通过蚊类传播的疾病很多，疟疾、乙型脑炎、登革热……每一种疾病的防治都很棘手，所以蚊虫的研究工作不能止步。”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董学书就开始着手对云南全省蚊类进行系统调研，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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