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每逢春季，蚊虫刚有了点动静，董学书就背起行囊出发了。3月出发，11月返回，大半年时间，董学书都在跟各式各样的蚊子打交道。地方越偏远，董学书就越兴奋，“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总能有新发现，找到一些特殊的种类。”

记者问起采集标本有什么秘诀，董学书笑着说：“要会吃苦，还得会跑。”董学书说，有一次，在野外采集标本时，突然从草丛里窜出一条眼镜王蛇。当时的他身材瘦小，眼镜王蛇身子立起来，比他还高。董学书吓出一身冷汗，看准机会飞速逃离……

从河谷地带，到海拔4000米的雪山，不同海拔、不同植被，董学书的足迹遍布各地。直到年纪大了些，董学书的野外作业次数才逐渐减少。他的学生每次外出调研带回的“礼物”，依然是董学书最爱的蚊虫标本。

经过董学书等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收集了几万套蚊子标本，共发现云南蚊类304种，包括1980年以来发现的53个新种、29个中国新记录种，为云南蚊种的地理分布、种群数量、季节消长等特性提供了大量学术材料，也为科研、教学、疾病控制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再精微的仪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画图”

翻开厚厚的《云南蚊类志》，2400余幅关于蚊虫各个部位构造的绘图，每一幅都栩栩如生，细致入微——这是董学书的得意之作，里面的插图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我觉得画得还可以。”提起《云南蚊类志》，董学书说，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凭着坚强的毅力和“阅蚊无数”的经验，董学书将蚊子身上的纹理脉络刻画得清清楚楚。

画图是蚊虫分类生态研究工作的一个基础性环节。董学书解释，要想完整地呈现蚊子形态，需要20多张图，头、足、雄蚊尾器、斑点……很多部位肉眼无法看清，董学书会在显微镜下仔细审查后，反复对比确认，再落笔成画，力求每一笔清清楚楚、丝毫不差。

画功如何体现？在于清晰地区分不同蚊子的形态。董学书说，雄蚊尾器是鉴别蚊种的一个重要依据。只有画得精准，才能将其内部形态的每一层都还原下来。“再精微的仪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画图。”

1996年，董学书正式退休；但第二天，同事们又见他出现在实验室里。“跟蚊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天不做相关工作，我都不习惯……”现在，董学书依然保持每天工作的状态，每年都要写一两篇关于新蚊种的研究报告。他的新书《云南蚊类名录》，前不久刚刚抵达办公室。

“虽然我已85岁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些工作。”董学书给自己排出了一份满满的工作日程，除了国内研究外，他还打算编写周边国家的蚊类志，“给周边国家的蚊虫研究、疾病预防提供参考资料，可以跟我们的防治同步进行，以进一步巩固防疫成果。”他说，“我要干到干不动为止。”（转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