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仁喜

1934年11月16日，一支近三千人的红军队伍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肩负创建新的根据地的使命，从大别山地区出发，沿途冲破敌人30多个团兵力的围追堵截，转战湖北郧西、陕西商洛一带，在鄂陕边完成对敌两次反“围剿”，成功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在长征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红二十五军出奇制胜，屡获建树，完美诠释了大别山精神的内涵。

坚定信念，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红二十五军从初建、重建到长征结束，先后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直接领导，没有单独成立军党委。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记载：“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大多数是省委的成员，或者是省委的主要领导者。省委对部队实行直接领导。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省委决策，军领导执行。这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红二十五军紧紧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下，红二十五军坚定信念，取得长征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胜利。

1934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面对不利局面，中共中央两次向鄂豫皖省委发出“战略转移”的指示。8月底，党中央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带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令和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孤军远征，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时，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34岁，多数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兵，在长征中，这支队伍遭遇了重重困难。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大家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第一目的地是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到了后发现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省委及时决策，向北挺进位于豫西的伏牛山区。

入陕前，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部队行军困难。省委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队伍遭遇敌人前后夹击，天降冰雨，冻得战士们连枪栓都拉不开，关键时刻，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带头冲锋，实现突围。

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难以建立根据地，于是省委再次决策，向鄂陕边挺进，并及时发出向陕南、郧西进军的动员《布告》。

在河南省卢氏县，面对敌人围堵，红二十五军巧寻对策，从十几公里的险峻峡谷中穿过，直插陕南，实现了长征第一阶段的胜利。

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红二十五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两次大规模“围剿”。在秦岭大山中，省委带领红二十五军同敌人周旋，分别取得了庾家河、石塔河、蔡玉窑、文公岭、九间房、袁家沟、荆紫关等几十场战斗的胜利。

鄂陕交界处是秦岭的重重大山，条件十分艰苦，这支年轻的队伍多数时间在夜里行军，只靠两条腿穿行于山岭间，但从没人叫苦，没人当逃兵。1935年6月，荆紫关战斗结束后，部队在烈日下急行军，穿越鄂陕大峡谷，疾行60多公里。

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1935年2月的郧西会议上，针对当地春荒严重的困境，提出要“扩大斗争的区域”“打到富足地方去”，以求部队发展、补充物资和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在鄂陕边，为了不惊扰居民，部队常常露宿野外。行军途中，口渴难忍，有的战士拔了群众的萝卜吃，来不及找主人付钱，就在每个坑里放一枚铜板。每当部队在行军时遇上群众，总会主动让路。红二十五军处处为群众着想，当地群众也主动为红军治伤、带路、放哨、提供情报，演绎了一场场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故事。

1935年5月初，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涉及鄂豫陕边20多个县，红二十五军队伍扩大到3700余人，游击武装2000余人。

胸怀全局，始终锚定胜利方向

红二十五军长征，是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总体部署下进行的。长征路上，他们心中时刻想念着党中央，将自己的长征置于全国革命形势之中。创建根据地的同时，他们为中央红军、川陕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分忧，将国民党反动派二三十万兵力牵制在鄂豫陕边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记载，在得知中央红军要北上陕甘之时，红二十五军自主作出决定：“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挺进甘肃，北上陕北，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初进鄂陕边时，有就创建根据地和西进川陕两种发展路线的争论，关键时刻，以吴焕先、徐宝珊、徐海东为代表的省委和军队领导，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他们站在全国、全党、全军的角度来看待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坚持就地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政委吴焕先认真分析，耐心解释，在省委会议上，坚持了正确的观点，通过决议，统一了思想。吴焕先以“香炉脚”作生动比喻，耐心说服主张入川的同志。

所谓“香炉脚”理论，即一只香炉三只脚，最具稳定性。吴焕先提出建成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可与川陕、陕北两根据地共同组成稳定的三只“香炉脚”，彼此支援，分散敌人进攻力量，对三块根据地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实践证明，他的这种理论是正确的。

1935年7月15日，在陕西省长安县沣峪口，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有北上动向时，省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主力西进北上，迎接中央红军。出发后，把国民党反动派原本调去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吸引到自己身边，截断西兰公路18天，打乱了敌人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为中央红军北上减轻了压力。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先行抵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并为红十五军团，巩固壮大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北上当好了“向导”。

红二十五军正是有这种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在长征中把自己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一枚棋子，始终锚定革命胜利的前进方向。

团结奋进，充满强大的战斗力

团结出战斗力，在红二十五军得到真实体现。

红二十五军的团结来自官兵平等。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记载：队伍“认真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使指战员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广大干部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处处起模范作用。在鄂陕边时生活异常艰苦，军首长与战士同甘共苦，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员骑，把自己的饭食送给伤病员吃，有的还亲自用南瓜瓢为伤员敷伤治疗。《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中记录，鄂陕边游击战争十分艰苦，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病了，警卫员把炊事班仅有的一点油辣子拿来给他下饭，郑位三认为自己搞了特殊化，随即在部队全体战士前作深刻检讨，这件事令全军战士深受感动。

红二十五军的团结来自部队领导及干部以上率下的作风。凡是要求战士和下级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外出筹集粮食回来时，背得最多的是干部。庾家河战斗中，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各带一团，冒着枪林弹雨冲锋，沉着指挥部队作战，两千余官兵同仇敌忾，打退敌人一个师的兵力。军领导和各级干部爱护部属。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记载：“在行军中，军领导帮助战士背枪、背背包。到了宿营地，他们烧水给战士洗脚，督促和帮助战士放脚泡、打草鞋，为战士理发，关心照顾伤病员。”在独树镇战斗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吴焕先带头冲锋，徐海东副军长亲自抬担架运伤员。战士们也十分尊敬干部。全军同志之间十分友爱，愈是困难，愈是同甘共苦。战斗再激烈也不丢下伤员，对烈士的遗体尽力掩埋好。全军上下，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情同手足。

红二十五军的团结来自严明的纪律。红二十五军纪律十分严格，赏罚严明。对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战士，大胆提拔，甚至越级提拔。对犯了错误的，不管是哪一级干部，都坚决执行纪律。受处分后改正错误表现好的，还可再提升为干部或官复原职。这对干部是有力的鞭策，也使部队树立了坚决执行命令，认真负责的良好作风。对个别违犯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一定追究责任，要向群众道歉，赔偿损失。在郧西县二天门，军部经理处一名战士违反财经纪律受到严厉处分。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地区就有不吃鸡的习惯，认为吃鸡杀鸡，撵得鸡飞狗跳，群众看了不好。在长征路上和鄂陕边受到纪律处分的红二十五军战士有二三十名。

红二十五军的团结来自队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领导者之间在重大问题上常有不同意见，甚至发生争论，但都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集体作出决定，共同遵守执行。领导成员之间，坦率诚恳，不抱成见，识大体，顾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红二十五军初入鄂陕边时，困难重重，从领导到普通战士不少人仍存有“入川”的想法，在省委会议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主动做自我批评，会议坚定了就地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想法。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保证了集体领导的坚强团结。

勇当前锋，创造战斗奇迹

红二十五军是以黄（安）麻（城）起义、商南（商城南部）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支主力红军，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在鄂豫皖同敌人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前仆后继，英勇顽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品格。

红二十五军不仅继承了鄂豫皖红军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实战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战斗作风。进攻时，动作迅速、突然、勇猛，使敌人措手不及，一举而歼灭之；防御时，不畏强敌，不怕敌人的连续冲击，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并伺机转守为攻；转移时，吃苦耐劳，克服自然险阻，且战且走，迅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总之，这种战斗作风，使红二十五军进攻时有强大的突击力，防御时有坚韧的抗击力，转移时有坚强的行军力，在艰难困苦面前有惊人的忍耐力。

在独树镇战斗中，部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关键时刻，政委吴焕先抽出一把大刀，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上！”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出奇制胜。

在庾家河战斗中，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各带一支队伍率先冲锋陷阵，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在率领部队和敌人拼刺刀时，一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作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颌负伤，不能吹号，便利用一座小庙作为掩护，接连向敌人投出数枚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

从红二十五军成立到长征结束的四年间，历任省委书记、军长、军政治委员的九人中，有2人积劳成疾早逝，3人壮烈牺牲，3人负过重伤。

红二十五军就是靠这种精神，迅速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秦岭山区与国民党反动派二十余万兵力周旋，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斗奇迹。

1934年12月至1937年8月，“大别山精神”映红的鄂陕边，先后有5000多人参加了红军，根据地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拥护和支持红二十五军在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12月至1936年12月，红二十五军和鄂陕各路游击师、回民游击队以及红七十四师先后转战于鄂陕边的湖北关，燃起了熊熊革命烈火。1947年，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下，人民解放军在地方游击武装的积极配合下解放了鄂陕边，郧西成为湖北解放第一县。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这里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红色人物不断涌现，这片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刘华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党的领导、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惧强敌，英勇善战，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勇于牺牲，战胜困难，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勇于奉献的崇高思想；独立斗争，孤军北上，敢为先锋的求索精神。”这正是“大别山精神”的内涵。

1934年12月至1936年12月，红二十五军和鄂陕各路游击师、回民游击队以及红七十四师先后转战于鄂陕边的湖北关，燃起了熊熊革命烈火。李仁喜摄

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县庙川区（今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涝池张家大院分析形势。这次会议被称为郧西会议。李仁喜摄

《什么是红军》宣传单。这份传单是全国仅存完好的一张，是郧西县作为革命老区的重要凭证。（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