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洪霞

我的老家在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坎子山上。海拔1700多米的山梁上，遍布喀斯特石林。冬日里冷得紧，风刮过石林的缝隙，透进厚厚的棉袄。这样的冬日里却有一样香甜念想——临近春节时，父亲同母亲一起做的黏切糖。那糖香混着烟火气，漫过了坎子山的寒冬，也漫进了我心底，岁岁年年，不曾淡去。

每年冬月一到，母亲总要早早地长麦芽，这是熬糖的头一步，最是磨人。母亲拣了饱满的小麦，泡在温水里，等麦粒吸足了水，便铺在竹篾簸箕里，裹上干净的粗布，搁在土炕最暖的角落。每天早晚，都要细细洒上温水，生怕麦芽干了。我们兄妹四个，总爱凑在炕边看，看着麦粒慢慢冒出嫩白的芽尖，一点点舒展开来，直到芽长到寸许，青嫩的叶透着生气，母亲便把麦芽切碎，那清甜的麦香，便在土屋里漾开了。

一进腊月，便到了熬糖的日子。这是母亲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也是我们最盼的时候。熬糖的苞谷，母亲早早就备下了，先在石磨上磨成细细的粉，和切碎的麦芽拌在一处，倒进大铁锅里，再添上满满一锅水——这一锅水，母亲要在冬日的寒风里来回挑上好几趟。熬糖最费功夫，也最费神，要守着大锅煮上一天一夜，火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母亲搬了小板凳，坐在灶台边，手里握着长柄铁勺，一刻不停地搅拌。锅里的苞谷麦芽糊，从乳白变成浅黄，又熬成深琥珀色。铁勺划过锅底，会留下浅浅的纹路，转眼又被稠厚的糊填满，糖浆挂在勺边，滴下来便凝成了珠。那浓郁的甜香，从锅里溢出来，漫过灶台，漫过土屋，飘到院坝里，连院外的石林，仿佛都被这甜香暖透了。

熬糖的日子，土屋里总是暖融融的。大姐最懂事，守在灶膛边帮母亲烧火，添上干透的柴火，火苗噼啪地舔着锅底，把她的脸蛋映得红扑扑的。我们三个弟妹，便围在灶台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的糖浆，咽着口水。母亲看我们馋，便舀起一点点温热的糖浆，滴在干净的石板上，等凉透了，捏起一小块递给我们。那糖浆清润醇厚，裹着苞谷和麦芽的香，从舌尖甜到心底，丝丝缕缕的。父亲在村外上班，熬糖的夜里，母亲总会偶尔抬眼，望向村口的山路，轻声念叨，年关近了，该回来了。我们兄妹四个，为了吃上新鲜的麦芽糖，总愿意陪着母亲熬到半夜，困了，便靠在灶台边打个盹；醒了，又接着看。土屋里的灯火，在坎子山的黑夜里亮着，成了最暖的一抹光。

一锅麦芽糖，总要熬到天光大亮，才算成了。母亲把熬好的糖浆舀进粗瓷盆里，搁在屋角冷却，糖浆慢慢凝了，成了半透明的琥珀色，用手捏一点，筋道软糯，甜而不腻。我们总忍不住，偷偷抠一点吃，母亲也不恼，只是笑着说，慢点吃，留着做黏切糖呢。春节近了，村口的山路上，终于映出父亲的身影，他提着简单的行囊，踏着山路回来，家里的年味便更浓了。

黏切糖，总要父亲和母亲一同做才好。母亲把冷却的麦芽糖重新放进锅里，小火慢慢化开；父亲便忙着准备炒料，玉米、小麦、黄豆、青稞、花生，都是家里种的。父亲把这些食材拿到村里的老式爆米机旁，一声“嘭”的闷响，玉米、小麦便爆得膨松金黄，黄豆、青稞炒得焦香，花生则炒得红衣开裂，露出白白的果仁。把这些香酥的食材倒进大盆里，母亲将化开的糖稀浇进去，父亲挽起袖子，用擀面杖快速地搅拌，让糖稀裹住每一粒食材，再倒在撒了熟面粉的案板上，趁热揉压，擀成厚厚的糖饼。等稍凉一点，便用刀快速地切成长条，再切成小块，黏切糖就做成了。

我们兄妹四个，依旧围在案板旁，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爷爷则坐在一旁抽着旱烟，笑着看我们。刚切好的黏切糖，还带着温热，咬上一口，咔嚓一声脆，糖的甜糯，混着玉米的香、花生的脆、黄豆的醇，各样滋味在舌尖萦绕。这甜，是母亲守着灶台熬了一天一夜的甜，是父亲归来的甜，是一家人凑在一处的甜，是坎子山的冬日里，最珍贵的甜。

如今，我们早已离开坎子山，搬到了县城。1700多米的山梁，再不是日日相伴的光景，石林的寒风，也吹不到县城的窗棂。母亲再也没有熬过麦芽糖，那口熬糖的大铁锅，那台推苞谷粉的石磨，都留在了老家的土屋里。每当冬日来临，年味渐浓，我总会想起坎子山的冬月，想起母亲坐在灶台边搅糖浆的身影，想起父亲归来后，同母亲一起做黏切糖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