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荣彬

远远地，就望见它了。老屋孤零零地伫立着，像被时光遗忘的一枚旧邮戳，印在岁月泛黄的信笺上。

我的脚步在门前那方长满青苔的石阶上停了停。这石阶，原是极光滑的。这光滑，源于无数双脚的踩踏。晨光熹微时，是爷爷挑着豆腐担子走出去的沉稳脚步；日上三竿时，是奶奶和母亲挽着竹篮，下地归来的疲乏脚步；暮色苍茫时，是我们姐弟四个，背着书包一路嬉闹冲回家的雀跃脚步。

那时候，父亲在公社猪场做工，每到月底有一次加餐的机会，每人会分到半碗猪肉炖萝卜。父亲总是舍不得吃，摸黑步行十几里山路带回家，奶奶再往里面加上一些萝卜一起炖煮。猪肉的香气在老屋弥散开来，我们姐弟四个扒着灶台，眼巴巴地望着，那是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刻。

记忆里，天还未亮，我还在沉沉的梦里，就总能听见院子里那“咚、咚、咚”的闷响，那是母亲在剁猪草。接着，灶膛里的火映亮了母亲和奶奶忙碌的侧影。煮猪食、喂猪、给我们四姐弟穿衣洗脸，把糙米粥和腌菜端上桌，一切都在一种紧张的寂静里完成。我们稀里呼噜扒着粥，她们却顾不上吃一口，只是胡乱用头巾包了头发，抓起靠在门边的锄头或镰刀，便小跑着去追赶生产队出工的队伍了。

夜晚，是另一场忙碌的开始。喂饱了猪，安顿好我们，那盏煤油灯便被移到堂屋的角落，照亮沉重的石磨。泡胀的黄豆被一勺勺舀进磨眼，母亲推动磨柄，石磨便“嗡嗡”地转动起来，哼唱着古老的歌谣。乳白的豆浆顺着磨槽汩汩流出，流入木桶。奶奶坐在矮凳上，就着那点光，用一块细纱布，一遍遍过滤豆渣。点卤、凝固、压型……等到雪白方正的豆腐在木板下成型，往往已是后半夜。

天不亮，爷爷就起身了。他动作很轻，用粗布巾仔细擦净扁担，将还带着温润水汽的豆腐，一块块小心地码进担子两头的竹筐里。一块豆腐，换一斤黄豆，或一斤二两米。爷爷的脚板，踏遍了邻近的村村寨寨。

我们四个姐弟，就在这清贫却厚重得如同泥土的气息里，懵懂而又顽强地生长着。我们趴在油亮的板凳上写字，为了省油，灯芯挑得细细的。我们的嬉笑和吵闹，常常被母亲一句温柔的呵斥打断：“悄声些，你姐要看书呢！”大姐总是最沉静的那一个，她的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贴在斑驳的土墙上。那年秋天，地区卫校录取通知书到来时，老屋仿佛都被照亮了。母亲用手摩挲了那张纸许久，眼眶湿湿的。爷爷那天的豆腐，特意多留了一大块炖了。

接着，就轮到了我。次年，师范的通知书也来了。再后来，妹妹考上了技校，弟弟也接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老屋接连不断地，将它的孩子托举到了山外的世界。父亲母亲的腰杆，似乎在我们一个个“考上”的消息里，挺直了不少。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热闹像退潮一样，渐渐平息了呢？起初，是节日里短暂的归来，老屋还能短暂地重温旧梦，听着我们用略带陌生的口音，讲着城里的事。后来，归来成了匆匆的探望。再后来，爷爷奶奶和母亲，将他们劳碌了一生的躯体，永远地安放在屋后那片山丘。父亲也被我们接走了，老屋终于被彻底地“清空”了。

我踱到曾经的灶间，仿佛还能看见那两个在晨曦与深夜里不停劳作的身影，她们弯下的腰背，撑起了这个家最坚实的脊梁。

夕阳完全沉下去了，我缓缓转身，跨出那扇再也关不拢的门。我知道，我把我的一段生命，连同那剁草声、磨盘声和她们永不消散的身影，永远地留在了身后这座老屋里。老屋在晚风中最后的叹息，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走向远方的路上，不得不与源头告别的、永恒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