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荣彬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兄妹四个像田垄上的瘦苗，挣扎着生长。我是家里的老二，大姐长我两岁，为了撑起这个家，她把自己燃成了一盏灯。

记得无数个清晨，大姐会早早起来，一手拽着我，一手拉着妹妹，走在崎岖的上学路上。她的手心很糙，那是帮母亲干活磨出的茧子。她成绩极好，是父母黯淡眼神里的一道光，也暖暖地照着我和弟妹，成为我们仰望的方向。

十一岁那年，我考上离家十多公里的房县二中。周日下午去上学时，父亲把十几斤重的米袋和咸菜罐拴在扁担上，再压到我的肩头。扁担的棱子嵌进肉里，火辣辣地疼。我走一阵，歇一阵，哭一阵，天擦黑时才进校门。那一路的漫长与沉重，几乎压垮了一个少年对远方的所有向往。

姐姐知道后，没多言语，下一个周日，她早早站在门口说：“我送你。”从此，那条长路上多了两个交替挑担子的瘦小身影。扁担在她肩上时，她抿着嘴，脖子上的青筋微微凸起，脚步却走得稳稳的。换到我肩上不一会儿，她就会说“还是我来”，又把担子换过去。送到校门口，她抹一把额头上的汗，转身往回走。寒来暑往，姐姐用她比我宽不了多少的肩膀，为我挑了整整两年的日月星辰。

后来，我去了偏远乡村教书，日子清苦，时常断炊。姐姐来看我，里外走了一圈，摸摸冰冷的灶台，看看空荡荡的米缸，眼睛红红的。她站在低矮的屋檐下，轻轻拍我的背说：“好好工作，别操心家里，一切有我呢。”她走后，我在硬邦邦的枕头下，摸出了叠得方方正正的五十块钱。那时，她刚参加工作，月薪五十八元。

我调进县城时，无处落脚。姐姐那时新婚，住着姐夫单位分的一间斗室，不过二十来平方米，却硬是在隔壁为我借来半间空房。此后一年多，我每天下班，都会回到她那溢满饭菜香的小家里——今天是腊肉炒蒜苗，明天是蛋花青菜汤，姐姐总会换着花样来。可我知道，那腊肉是她从牙缝里、从夜班费里省下的，她把最好的肉，都拨到我和姐夫碗里，自己只夹些边角，还连连说：“我在厨房就尝过了。”

岁月推着我们兄妹四个各自成家，夫妻口角、妯娌磕碰，生活的砂砾无处不在。每到此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大姐。她那间小屋，成了我们共同的心灵驿站。

后来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她执意不治，怕人财两空，也怕拖累我们。是大姐站了出来，声音如锤：“咱妈苦了一辈子，拉扯我们四个，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治，倾家荡产也要治。”她拿出自己所有积蓄，将手绢包裹的存折搁在桌上，如幼时那个顶天立地的姐姐。我们也都跟着掏空了家底。

从此，姐姐的生活就变成了医院和家的两点一线。她请了长假，日夜守在母亲床前。母亲临走时，姐姐轻轻地抱着她，像抱着婴儿，哼着小时候母亲哄我们睡觉的调子。

母亲走后，姐姐肩上的担子仿佛更沉了。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枝叶努力向四面八方伸展，想要荫蔽我们所有人。她隔三岔五给我们打电话，问天冷是否有加衣，问孩子考试如何，问工作可还顺遂；每逢佳节，她家里总是最先热闹起来，手脚麻利地张罗出一大桌菜，不断地招呼这个，照应那个……望着她忙碌的背影和满头银发，我仿佛又看见当年那个一手牵我、一手牵妹，走在晨光中的小小身影。

都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我们的来处，早已隐没在时光深处。但姐姐站在时光的河岸上，一针一线，将我们这些四散漂泊的枝蔓，重新缝补编织，凝成一个牢固而温暖的新家。她持续地燃着自己，为我们亮着一盏永不熄灭的灯。那灯光不耀眼，不炙热，只是那么恒久地、温柔地亮着，就足够照亮我们脚下的路，让我们在茫茫人世间行走时，永远知道，有一处暖光，可以回望，可以归去，可以在疲惫不堪时，获得重新出发的力气。